自2017年首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全国配资最好的公司，特朗普始终将“美国制造”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口号之一。重返白宫后，特朗普再度将振兴制造业作为核心任务。
在第二任期的前100天，特朗普已经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和政策组合，加速“美国制造”战略推进，力图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供应链，巩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地位。
然而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。特朗普的“制造业回流”战略究竟是一次真正的风口机遇，还是又一次政治主导下的产业幻象？
特朗普一直认为，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是全球化和不公平贸易协议的直接结果。为了扭转这一局面，他在首个任期内就签署了“购买美国货、雇佣美国人”的行政命令，强调联邦政府在采购中优先使用本土产品，并限制对外籍劳工的依赖。他还通过加征关税、重谈贸易协议等手段，推动制造业回流。
这些措施确实迫使部分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，带来投资回流等短期效果，但总体来看，制造业就业增长乏力，政策成效未达预期。
在第二任期内，为了系统化推动制造业回流，特朗普构建了一套覆盖财政、贸易和产业政策的“工具箱”。其中，减税和补贴成为吸引企业回流的关键政策。他提出，将企业所得税从21%进一步下调至20%，并为本土制造企业提供最低至15%的税率，同时恢复全额折旧条款，降低企业资本投资成本，提高美国制造的吸引力。
这的确为美国吸引了一些制造业巨头的投资：台积电宣布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建设半导体基地；苹果也承诺在未来四年内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全国配资最好的公司，计划创造2万个工作岗位。
与此同时，“购买美国货”政策得到制度化强化。联邦政府在基础设施、军工等大宗采购中，优先使用本土产品和原材料，以政府需求带动产业链本地化发展。
贸易方面，特朗普强化了首任期内的“关税武器”。第二任期一开始，特朗普就恢复了对钢铁和铝产品的25%关税，重新启动对中国、墨西哥、越南等国的高额关税政策，并依据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宣布“对等关税”措施，对所有进口产品统一征收至少10%关税。
与其关税政策相辅相成，特朗普还在近日签署了一项行政令，旨在加强技术工种的职业培训，重点培养AI等新兴领域技术人才，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兴。
更有针对性的是，特朗普政府对特定行业实施重点扶持政策。在半导体领域，政府出台行政命令大力支持国内芯片生产；在汽车产业方面，动用《贸易扩展法》第232条，以国家安全为由，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加征25%关税，迫使跨国车企在美设厂；在清洁能源方面，政府则削减对风能和太阳能的补贴，导致大量项目被迫搁置。
这一系列措施虽短期内激发投资热情、吸引制造企业回流，却也带来了成本上升、国际摩擦等副作用。全球供应链正因此经历深刻重塑。
特朗普声称，要纠正“对美国工人和工厂的不公待遇”。跨国企业为了规避政策风险，不得不调整布局，加速“本土化”与“友岸外包”策略。麦肯锡、德勤和BCG等机构指出，企业对地缘政治和供应链弹性高度关注，半导体等行业正掀起前所未有的投资浪潮。BCG预计，2024年至2032年，全球晶圆制造投资将达2.3万亿美元，其中28%将流向美国，远高于芯片法案实施前的9%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产业链的转移呈现分化趋势。上游环节如原材料和标准化零部件，转移相对容易；而下游高端制造和终端组装环节则因技术门槛高、供应链复杂性强，短期内难以完全回流。以苹果公司为例，尽管其在美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，但iPhone核心组装仍集中于亚洲，全面本土化仍遥不可及。
“制造业回流”的理想背后，现实难题层出不穷。美国制造业持续面临劳动力短缺和技能错配问题。麦肯锡指出，制造业在自动化转型过程中，常因技术人才不足影响效率提升。同时，美国土地价格高昂，复杂的监管环境也抬高了企业运营成本。同样是苹果，其在美制造计划就多次因成本和供应链效率问题搁浅。
此外，政治目标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也愈发突出。高关税虽可短期内保护本土产业，却可能抬高消费者价格、削弱企业竞争力。《金融时报》批评特朗普关税政策缺乏系统性产业配套，可能带来供应链混乱与投资信心动摇。
从首任期经验来看，特朗普曾承诺创造百万制造业岗位，然而2017年至2019年就业增长缓慢，2020年又因疫情大幅下滑。同时，自动化趋势加快，也让部分低技能岗位难以真正回归。
从更宏观的层面看，全球化并未彻底终结，而是迈入“有条件的回缩”阶段。全球制造业布局正在趋向多极分布，“去中国化”与“再中国化”同步推进，“友岸外包”与区域化重构并存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制造业已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回流问题，而是涉及技术标准、资本效率、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规则的系统性博弈。
本报记者 颜凌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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